从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，不难发现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。5年来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签三方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，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，而到国企、私企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眼看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，物理学博士孟溪手握两所高校的offer，俨然已是博士毕业生中的人生赢家。

但她参加完博士论文答辩后，却突然感觉自己的情绪跌入了谷底，什么事儿都不想做。她曾以为自己想当一名高校教师、未来从事科研工作，然而这样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吸引力，甚至让她感到恐慌。

孟溪去论坛求助：博士毕业，不想去高校，但又缺乏企业工作经验，该怎么办？

在与她同年毕业的数万名中国博士中，孟溪提的问题不是个例。

近年来，中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连年攀升：2004年，有2.3万名博士毕业，那一年，博士人数首次在《中国统计年鉴》中作为单独门类统计；2018年，博士毕业人数突破6万名，同年，近10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。

在传统的观念中，博士是本学科的“看守者”，获得了博士学位，就应以学术为业，选择非学术职业的人往往被视为“管道的泄漏”。

但这一观念日益受到挑战。统计年鉴显示，近几年来，中国每年新增博士毕业生人数比新增高校教师多两万人左右，这意味着约1/3的博士毕业生没有获得高校教职。

拿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学位，在学术圈外，博士何为？

学历市场的赢家，就业市场的“萌新”

读博之前，孟溪的想法很单纯，甚至有点儿“愣”。“当时年纪小，总觉得这辈子起码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儿。”这个东北姑娘说。

她就这样开启了读博之路。至于未来找什么工作、就业市场情况如何，她自嘲道：“以我当时的心智情况，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些。”

读博期间，她跟导师交流最多的就是实验情况。而工作打算以及就业市场的行情，则很少进入师生们的讨论范畴。

过了3年多“朝八晚十”、周末单休的实验室生活，一位博士师兄提醒她：“赶紧做简历，准备找工作吧！”

孟溪开启了“找工作模式”，但她实际上无法花太多时间联系工作：写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就已经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精力。为了修改毕业论文，她连续一个多月熬到夜里两点才睡，早上醒了，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开始工作。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，身上这件灰色套头衫自己已连续穿了十来天。

她的导师们认为，“博士毕业理所当然去高校”。孟溪的博士师兄师姐毕业后，基本都走了这条路。

孟溪原本也以为自己愿意当一名大学教师，将科研作为志业。今年春天，孟溪的论文盲审和毕业答辩都很顺利，有两所高校也给她发了offer。眼看再过不久就能拿到学位证，但她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击垮了，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涌出来。心理咨询师告诉她，这是她读博期间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所致。

前几天，她接受家人的建议，同一所离家较近的高校签了约。高校里的绩效考核让她担忧：学校明确表示不会提供科研启动经费，而且她要在入职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的考核标准，但她此前已经听过好几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。

孟溪有一个朋友在山东某高校任教，入职后才发现校方提高了考核标准。朋友向她抱怨说：“安家费没落实多少，别的（待遇）也没涨，倒是考核标准涨了。”

但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认为，当前博士生的就业情况仍比较乐观。

他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：“在高校里，除了国家提供的基本工资外，如果科研成果比较多，每年收获的科研绩效是非常可观的，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，没有上限。”学科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。马军说，很多工学专业的博士可以在校外找到横向课题，收入都非常可观。”

与孟溪相比，林飞谋求教职的道路更为曲折。

去年，林飞在某名校拿到文科博士学位。毕业后，他没找到满意的教职，便接受了某大型企业的offer——管理岗位，年薪20多万元。他工作了两个月后，突然接到外省一所高校的入职通知。

尽管企业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期，但林飞感觉工作不够自由，相比之下，他更向往高校中的工作环境。

导师劝他谨慎考虑：“当‘青椒’是看不到头的。”家人则支持他去高校，认为大学教师是份体面的工作。林飞告诉家人，教师的月收入只有在企业工作的1/3。

权衡之下，林飞还是作出了决定。

林飞没有立刻辞职，那时他的毕业证已经到手，但学位证要到年底才能拿到，他希望两证齐全之后再去办理入职手续。

这所高校的工作人员一开始表现得通情达理，他们说可以先为林飞安排宿舍、办理校园卡，等他拿到学位证再办理入职手续。

但下一通电话就变了味道，一名教师要求林飞立刻到校坐班，理由是所有青年教师入职第一年都要坐班。尽管家里有些状况，但是林飞还是匆匆办理了辞职手续，赶到学校。

年底，林飞拿到了学位证，第二天他就按入职学校的要求去做了体检，准备次日去报到。这时，他又接到了电话。对方告诉他不必来办理入职手续了。

林飞大惊，连忙坐高铁赶到学校，却被告知没有编制：学院说因为学校不给编制，学校人事处则说学院没来申请。

林飞打通了院领导的电话，被告知：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。院领导承认，在林飞之后，他们又面试了其他人。

林飞意识到，如果有了更合适的人选，校方会主动毁约，“学校只是损失了5000元违约金，但是对于我们毕业生的影响就很大”。辞掉工作的那半年多，他几乎没有收入。

作为导师带的最早毕业的博士生，林飞找工作的情况也很受学弟学妹关注。林飞毕业还算顺利，即便如此，他参加博士毕业答辩时，也已经身无分文——博士延期这一年，学校停发补助，他靠在校外做些兼职养活自己。

现在，林飞还在寻找教职。这一年多的波折，带给他新的反思：“念了这么多书，脑子也要活一点，生存能力是第一步。”

多元化就业趋势初现

任奇在博士毕业后到某国企工作，作为一名工科博士，任奇在企业中做科研不必担心偏离实际——国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产，而且可以提供一线数据作为参考，而这些数据通常不对外公布。

再者，国企资金雄厚，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学那样绞尽脑汁地申请课题基金——企业内部就可以为他提供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。

但任奇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——年龄。

任奇本科毕业后，因成绩优异，被保送为本校的直博生。跟读完3年硕士再读博的同学相比，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任奇，已有很大的年龄优势。

尽管如此，任奇进入国企工作后，还是尴尬地发现自己属于“大龄新人”。任奇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：“如果在企业发展的话，博士只适合走技术路线，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线，可能已经晚了。”

但任奇又意识到：在仿照公务员系统运转的国企中，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围绕行政管理权力展开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他达不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职位，对于做科研也不利。

相比之下，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成为部分博士毕业生的新选择。

在清华大学的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，华为公司连续3年都是“收割”清华博士最多的单位。今年5月，华为海思发布全球揽才公告，多达31个岗位招聘博士生。近日，华为给应届博士毕业生开出百万元年薪的新闻又吸引了众多关注。

最近两年，前述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还出现了腾讯、阿里巴巴等“新兴势力”。不过，上述几家企业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于计算机、应用数学、人工智能、自动化控制等近年的热门领域。

在网络论坛上，在公司和高校的工作之间权衡的咨询帖也有所增加。显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买私企的账，有人直言：与985高校的助理教授相比，华为公司“只是钱多一点”。

另外，还有众多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党政机关工作——去年，福建省委组织部一举招揽了30名清华博士毕业生，仅次于华为公司的31人。

从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，不难发现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。5年来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签三方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，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，而到国企、私企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。

这背后是严峻的学术圈就业形势：博士帽年年增加，但学术职位的数量却相对稳定。

早在数年前，博士就业问题就已在美国、日本、德国等发达国家引起重视。上述国家对博士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：博士在传统学术部门就业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，且理工科比人文社会学科下降更为明显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，以美国为例，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就业的比例，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80%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47%，虽然人文学科类、社会科学类的博士毕业生仍以在学术界就业为主，但比例均有所下降——人文学科类下降了 10.7%，社会科学类下降了17.9%。

供大于求的形势之下，“非学术职业”就成为博士毕业生主动或被动的选择。

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认识的博士生中，有人到高校当老师、有人到企业工作、有人到中学当老师。马臻认为，这些情况都理所当然：“形势就是这样的，高校没有那么多职位，而且高校‘青椒’比较苦。如果特别喜欢做学术的话，可以留在高校；如果想挣钱的话，那就可以进企业。”

马臻认为，不同大学之间、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，泛泛谈论“博士生就业情况”过于笼统。他说：“有的高校，学科博士点膨胀，人比较多、科研基础又不是很好，那么（博士毕业生）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见了。”

通过观察自己的硕士生、博士生找工作的情况，马臻发现，硕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实习，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简单，只需投递简历、再花少量时间面试即可。

在一些招聘者眼中，博士学位本身就有足够的分量。马臻的一个博士生找工作时，对方表现得非常信任这名学生：“能读下博士学位的至少不傻，有专业能力。”

马臻认为：“机会永远是属于强者的。”

学术圈外，博士何为？

早在2011年，《自然》杂志就曾连发3篇文章，矛头直指博士过度生产现象。其中一篇文章认为：博士规模之所以迅速扩张，是受科研项目需求的驱动，而没有充分考虑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容量。

近年来，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连年扩大，去年9.55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，人数再创新高。博士帽多了，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学术生产的工作岗位也明确要求博士学历。近年，有些高校招聘辅导员时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学历，而在以往，这个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硕士毕业生。

1979年，美国学者兰德尔·柯林斯在《文凭社会》一书中描述了“文凭通货膨胀”的现象，他认为：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，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，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。”

但与此同时，中国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。

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几个数据：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部门，2017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7.6%，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还不到1%。另外，中国的高校里，除了研究型大学，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其实并不高。2017年，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仅占24.4%。

卿石松认为，就传统的博士“生产”目标——培养学术接班人——来说，博士数量可能过多，但中国高校依然有较大的需求空间；如果换个角度看，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级人才，要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，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，“高层次人才，当然越多越好”。他认为：如果将企业的需求考虑在内，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。

在高等教育更为发达的美国，未来的轮廓初现：今年3月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（NSF）发布报告称，在私营部门（private sector）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（42%）首次接近教育机构（43%）。这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。

张恬在读博之前，就是奔着工业界去的。

面对几份offer，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选定了这所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州立大学。在业界“大牛”手下工作了3年，张恬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座开始接触业界。

张恬同门的博士师兄师姐，大部分都到工业界工作，也有人到美国联邦政府做与企业相关的科研工作。

今年暑期，张恬申请到波士顿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。她原以为，公司里的研发工作相对简单，博士期间多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。但她开始工作后就发现，这家公司在研发很多新产品，她面临着许多未知。

跟张恬读博时做的课题相比，公司里的课题难度不大，但也有些挑战。在这里，她的研究能在较短时间内就看到答案，“正反馈来得很快”，这让她觉得“自己的活儿没白干”。相比之下，读博时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在广阔的沙漠里踽踽独行，不知还有多久才能看到绿洲，更不知道，前方究竟有没有绿洲。

“在学校里做实验，需要不断地试错、不断地试错。”张恬说。而在公司里做研究，容错率比较低。

卿石松作调研时，有企业主向他抱怨：有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企业工作后，仍然延续学术研究的思路，但企业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时效性。

卿石松认为，到企业工作，博士生需要理解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，例如更多考虑经济效益；但在博士培养过程中，学术能力仍应是核心，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，如沟通能力、跨学科合作能力等。

卿石松说，在英国，出现了产、学、研联合培养博士的现象：企业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，便与擅长该领域的高校联合培养。企业由此介入博士培养阶段，博士生则带着企业的研究课题读博。

作为宏大结构之中的个体，博士生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更早地规划未来。

作为导师，马臻曾多次主动邀请名企HR来校做讲座，为学生们讲职业规范、职业伦理、应聘和面试技巧等。

他认为：“导师在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。”在学生需要的时候，马臻会为他们介绍工作机会、亲自写推荐信，等等。平时，马臻时常跟学生们“应机说法”，例如提醒他们学会从领导者的视角思考问题。

短暂的企业工作经历，让林飞重新审视所学。在企业工作时，林飞心里一直忐忑不安：“我学的专业，社会到底认不认可？”

他决定，就算未来去高校工作，也不能仅仅会写论文，“否则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无益”。他问自己：“要多想一想，我们能贡献给社会什么？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？”

林飞的结论是：“研究要接地气，学术才有生命力。”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孟溪、林飞、任奇、张恬为化名）